《中国人口普查年鉴-2020》则显示，中国家庭户人均居住面积达到41.76平方米。似乎没有多少人感觉到自己住的如此宽裕。
尽管如此，14亿人住不完不简单等于房产过剩，而是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。
在1980-20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时代，有6亿中国人（超过欧盟的全部人口，也超过美国、日本、英国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五国人口之和）从农村进入城市。但是，中国的很多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，对人口的迁入有户籍限制。老家没有工作机会，虽在城市工作，但并没有归属感。城市容纳不下灵魂，故乡安置不了肉身。于是，在城里工作在故乡建房、买房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人口外迁导致大量乡村已成为空村，还有大量乡镇的房子只是在春节过年那几天有人居住。在大多数的时间里，很多人自己在工作地租住在狭小的空间里，而被平均出来的“41.76平方米”却在闲置。
城里的房子限买，乡村的房子限卖，人的自由流动与房地产的不自由流动导致房地产资源错配、资源利用效率极低。房企这两年大量暴雷、经营困难则是这种资源错配、资源利用效率低的一种表现。
中国复杂地权带来的高成本由来已久，尤其是农村的宅基地以及与之相关的集体土地。如果城市不限购，城里人有权将自己的房子、土地卖给城里人、卖给农民、抵押给银行，而农民无权将自己的的房子卖给城里人或非本村的外地农民，也无权（更准确地说是“不可能”）在资金短缺时抵押给金融机构获得贷款。
当农民无权转让土地、房产时，金融机构不会接受农民土地、房产的抵押金融业务，农民也不可能用这些固定资产获得流动性，农民贷款难就会自然发生，农民在土地、房产上的权利实质上是被剥夺状态。
权力，不可交易。权利，必须是可交易的，否则，公民的权利实际上是官僚的权力。
城市化是大势所趋，在当今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里，排名前20的城市多集中了该国人口的50%以上。城市化后，还会有一个“大城市化”过程。东亚尤其明显。东京都市圈有4200万人口占日本人口的30％以上，占日本GDP的50％以上，这也是人口集中带来的分工效率。首尔都市圈的人口已经超过韩国人口的三分之一。台北经济圈（台北、新北、桃园、新竹）的人口也超过台湾人口的三分之一。（阮加《货币经济的逻辑》，中国经济出版社2021年版）
中国需要提高房地产的自由流动性，取消城市、乡村住房的限购政策才可以有效提升全国住房的使用效率。2021年全美退休人员移居人数最多的前十五个移入地没有一个是大城市。大城市的退休人员卖掉自己的房子去小城市、乡村养老，增加了大城市的住房供给，也抑制了大城市的房价上涨，降低乡村住房的空置率。
（作者阮加为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）
（来源：第一财经）
